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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四大在纪律建设史上意义重大

发布时间:2025-05-01文章来源: 浏览次数: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此次大会对党的组织纪律进行了严密规范,明确党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颁布首个专门性纪律文件,开启了党的组织纪律建设新篇章。蔡和森指出,中共四大减少了党内各种错误倾向,“将党的理论和政策都变正确了”,“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

严密组织纪律

严密的组织纪律是党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重要保障。党的四大的历史贡献之一就是使党对组织纪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

党诞生伊始,便将组织纪律建设作为核心要务。从党的一大到党的三大通过的各类重要文件中,均有bob娱乐平台下载:组织纪律的规定。然而,随着革命深入发展,既有的组织纪律建设已无法满足革命需要。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过于偏向协助国民党的组织发展,导致自身组织纪律建设相对滞后,出现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问题,限制了革命事业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全面加强组织纪律建设,实现“在数量上及质量上有相当的组织”,并确保各级机关能有明确规范的组织形式。

从党的二大开始,党章就专设党的纪律一章,进行严格规定。在此基础上,党的四大进一步强调组织问题的重要性,修订的党章在“纪律”一章中,除明确列出必须遵守的十条规定外,还新增“凡党员离开其所在地时必须经该地方党部许可,其所前往之地如有党部时必须向该党部报到”的新条款,明确规定,对于不守纪律、留党察看期间仍执迷不悟以及泄露党的秘密的党员,所在地执行委员会必须予以开除;对于自行脱党的党员,在脱党后必须严守党的一切秘密,否则将予以惩处,由此进一步强化党员管理和组织安全。

党的四大之后,纪律建设成效显著。一是全体党员在革命活动中的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进一步提升。1925年2月,李立三、邓中夏等领导的上海纺织工人二月罢工就是典型例证。李立三、邓中夏等人凭借领导罢工的丰富经验,成立了罢工总指挥处和各厂工会,同时组建工人纠察队,并以身作则,在自觉遵守纪律条款的同时,“维持秩序,安慰人心,并劝导不明白的工友莫上工”。凭着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以及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罢工从2月9日一直持续到月底,参加罢工的工厂发展到二十二家,工人达四万多人,是上海日商纱厂工人首次发动的大规模反帝斗争。二是党的纪律得到更加严格的执行,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自我革命基因。中共早期党员沈定一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公开附和戴季陶提出的所谓“纯粹的三民主义”,背叛中国共产党宗旨,经批评教育后仍不思悔改,最后被开除党籍。1926年6月至10月,中共太原地委多次进行组织整顿,先后开除三十多名不合格党员,并撤销私立太原进山中学党支部。

党的四大在组织纪律方面制定的一系列制度性规定,深刻反映了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历史主动性和政治自觉性。自党的四大以来,尽管时代任务发生变化,但党始终将组织纪律建设视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持续推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实践进程。

以支部为战斗堡垒

党的四大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组织纪律的相关规定,首次将支部明确为党的基础组织,使之成为纪律建设的坚强战斗堡垒。这一举措下放了党员管理权,有利于纪律规定的有效执行,强化了基层组织力量,促使全体党员在行动上坚决服从党的领导。

党的四大作出一系列规定,明确基层组织的责任,简化党员管理流程,规范基层组织管理。在支部的组织制度方面,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应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建立支部,三名及以上党员即可组建一个支部,支部的领导机构为支部干事会;每个支部公开选举书记一人或三人组成干事会,隶属于地方执行委员会;党员人数不足三人之处设一名通信员,隶属于邻近的地方党组织或直接隶属于中央;若支部人数过多,可根据实际情况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设组长一人,由支部干事会指定;若支部所在地尚未设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则由区执行委员会直接管辖,若无区执行委员会,则由中央直接管辖。在支部的工作任务和职责方面,要求支部除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外,还需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协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等。每个支部或几个支部联合时,应由经验丰富的党员指导工作。在支部的活动方式方面,要求各支部由支部书记召集,每周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已划分小组的支部,其小组由小组组长召集,每周至少召开一次会议;至少每月举行一次支部全体会议。在发展党员的程序方面,将“经小组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区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的规定,改为“经支部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

党的四大召开后,党中央按照会议精神连续召开会议,加强对基层组织建设的指导,明确提出建立各地向中央报告的制度,指出这是增强党的基层组织凝聚力的关键措施。随着基层组织工作有序开展,党更加专注于以支部建设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工作,明确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1926年5月,中央组织部发布《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明确指出支部应建设成为监督党员工作的机关。此后,党组织陆续派遣党员干部深入内陆及边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执行。

截至1927年5月,党的基层组织已遍及全国多数省市。支部的建立不仅扩大了党的组织规模,而且促进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为党的纪律的贯彻执行提供了坚实保障。上海区委在审查工作中明确指出,对于有不良行为的党员,必须在支部和小组中提出详尽的解释,以警示其他党员。在上海区委的指导下,上海团委提出“整顿内部,巩固组织”的口号,开展“洗团”运动。“洗团”运动由支部开始发起和推动,规模较大,范围较广,主要针对违反组织纪律的成员。在“洗团”后,大部分支部已能按时开会,有效利用支部整顿了纪律。

推动出台第一份专门性纪律文件

在党的四大精神指引下,党加快党员发展速度,组织规模迅速壮大。党组织的壮大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必要的后备力量,也对党的纪律建设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党的四大以后,党员数量在快速增长的同时,违纪问题也日趋严重。一些共产党员竞相到国民政府里做官,部分党员甚至“贪官污吏化”。这种形势要求党加强纪律监督与约束机制,以增强党员的革命意志和理想信念。1926年8月,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按照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巩固党的纪律”的战略要求,正式颁布党内首个专门性纪律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下文简称《通告》)。这是党的四大后组织纪律建设的重要成果,是对四大“巩固党的纪律”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体现党在组织壮大过程中的政治敏锐性,进一步迈出从严治党的实质性步伐。

《通告》明确指出,党内腐败分子是在革命高潮时期混入的,这是革命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特别是“在比较接近政权的地方或政治、军事工作较发展的地方,更易有此现象”。《通告》深刻认识到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对党组织及革命事业的危害,指出他们在个人生活上的不端行为已经“丧失革命者的道德”,不仅无法完成革命任务,还会导致党的腐化,必将为群众所厌弃。《通告》强调,必须坚决处理贪污腐败分子,严令各级党组织迅速审查党员,一旦发现此类分子,坚决清除出党,各级党组织在执行后需将结果上报中央。

《通告》强化了党组织对党员的监督和管理。1926年12月,党中央在给江西地方党组织的信中,要求严厉整治党内存在的“做官”倾向。针对在当地任县知事的部分党员,党组织责令他们限期辞职,否则将立刻开除出党。《通告》出台后,上海区委迅速响应,要求下属各级党组织立即执行《通告》要求,严格审查党员,有不良行为者无条件开除,并将被开除者的名字以及开除理由上报区委。山东区委亦按照《通告》精神,经党中央批准,坚决开除贪污问题严重的党员王复元,其成为第一个因贪腐问题被开除的中共党员。此外,各地党组织也相继通报上海黄浦区委计财部主任杨菊库侵吞工人捐款、湖北襄阳农会主席黄虎月私分没收的土豪财产等三十多例贪腐案件的查处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回顾党的纪律建设史,党的四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次大会使党的组织纪律更加严密和系统,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纪律保障。

文章来源: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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